記者_許智博 北京報道
  在2000年回國之前,畫家陳丹青並未料想到“英語”會對他構成困擾;自從8年前他從清華大學辭職後,幾乎不再談論“英語考試”話題。不過,作為“炮轟”英語考試制度的第一人,他至今仍對應試教育感到絕望:“十多年了,講了根本沒用嘛,巍然不動。”
  “我是知青,不懂英語”
  “英語”對少年時代的陳丹青而言,既熟悉又陌生。他的父親一輩,不少人精通外語。在廣東老家上高中時,他的父親已經有很好的英文教材和英語教學。1947年陳家老父考入上海海關學院,教授清一色是英美人,包括當時還很年輕的費正清。學校課程全部英文,“我父親的高中英文程度就能考入洋人在上海辦的大學”。
  “上海是殖民地,1949年前,很多佣人都會講英文,不跟外國人接觸的市民也喜歡胡謅英文。為什麼?因為很多上海口語夾雜英文,沒受過教育的市井之徒也能講幾句英文。”陳丹青以他的老師之一、連環畫大師賀友直為例,“他1949年前是個苦孩子,做過學徒、當過國民黨兵,1949年後政府培養他畫連環畫,今年90多歲了,隨口講很多英文短句,就是上海街巷聽來的。那時說洋話是風氣,是時髦,有種優越感——‘我會講幾句英文’。”
  2005年陳丹青批判英語考試制度被公開後,清華大學退休老教授孫復初站在他一邊。孫教授與陳父同齡,他也說,1940年的中學生,初中可讀英文小說、唱英文歌,高中就用英文寫信、寫作,“相當數量的學生口語也很好”。孫在建國後主持編寫《英漢科學技術詞典》出版發行數十年,是很多科技人員必備的工具書之一。
  “我父親和孫復初教授的回憶是相同的,他們說,到了大學還要嚴考英語,民國沒這事兒!”陳丹青說,“當年你能進大學,就假定英語的讀、寫、聽,已經過關,今後只是對專業口,深造提高的問題了。”
  到了陳丹青這代“50後”讀小學時,情況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儘管官方文獻記載明確了1964年教育部將“第一外語”從俄語轉換英語,但陳丹青完全不知道:“1964年跟蘇聯整個兒鬧翻了,可是1966年‘文革’爆發,所有外語教育都停止了”。
  1966年陳丹青小學畢業,此後再沒受過正規教育。“文革”初始,小孩們因為學校關閉、不用上課而雀躍。“大家瞎混到1967年,毛主席說複課鬧革命,我們按指定區域,一律免考,就近入學。入學後,語文數學課本一律沒有,英語教材只有幾頁油印本,上了幾課就下鄉下廠了。”他們學的幾句英語,無非就是——“打倒美帝國主義”、“毛主席萬歲”。
  自16歲到25歲,陳丹青輾轉農村8年,自學繪畫。“‘文革’結束前兩年,1974年,部分大學複課,招收工農兵學員,英語是進外語院校的工農兵們的第一外語。
  1978年,陳丹青投考“文革”後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研究生,他在外語考試證寫道:“我是知青,沒上過學,不懂外語。”然後起身離去。外語零分,專業課高分,他就這樣成為研究生。“這樣的例子不是一個兩個,所有‘文革’過來的考生,十之有九不會外語。當時國家強調‘擇優錄取’,強調‘業務’。你畫畫好,跳舞好,數學好,外語差不要緊,進門再補。但這種狀況很短暫,進入1980年代,外語教育越來越嚴格了。”陳丹青回憶說。
  有趣的是,藝術研究生的教學依舊與英語沒有交集:“那時學院有個天真的預想:這批研究生可能被公派赴法留學,於是美院請來外語學院法語老師,專為研究生開設小班,學了半年多。其實當年國家太窮,哪會公派,現在我只記得幾個單詞了。”
  “只是生存需要”
  ?陳丹青就讀美院的同期,“英語熱”在社會上迅速升溫。1982年陳丹青出國前,“英語角”是北上廣等大都市的公園一景:“天天有一大群人圍著一個英語好的老先生,成天對口語,風雨無阻。不過對我完全沒有影響,我已考上研究生,一心只想畫畫。”
  兩年後,27歲的陳丹青完成《西藏組畫》,震動美術界和文藝界。留校任教一年後,他自費去紐約留學。但“英語”仍未成為他的焦慮,只在出國前半年靠當時流行的大眾教材《英語900句》,突擊學習會話。”
  到紐約後,陳丹青在唐人街一家華人開辦的英語學校上過半年課,“上得很不認真”。他說:“我不是個好學生。但我在語言上不是特別笨,一兩年內就能對付口語,四五年後,大概單獨講演半個鐘頭也可以,再後來,能和當地藝術家談些帶點專業用語的對話,但單詞很少。我的問題是聽和寫、講,今天也還可以,大約相當美國初中生水準吧。”
  作為“文革”後第一批走出國門的尋夢者,他自認幸運:一到紐約,就有美國畫廊老闆找他簽約。這家叫瓦里芬德利的畫廊位於曼哈頓五十七街,陳丹青成為第一個和畫廊合作的中國人。
  幾年後,由於厭倦重覆西藏主題,陳丹青不再走畫廊路線。他說,英語不佳,從未成為在紐約的困境,因為整個藝術界只看作品,從不計較作者的英語。英語的重要性主要針對兩種人,一是必須在美國上學深造,一是必須在美國公司上班謀生。“我是自由職業者,從未遭遇語言問題的障礙。”
  “到國外,英語不是學習問題,不是考試問題,而是生存問題。你要接電話,要購物,要交稅,要去各種機構辦事,你非得會說英文。在美國獃久了,大部分受過普通教育的人,生活會話都不錯。但我不會說這是學習英語的結果,而是切切實實的生存的需要。”
  1988年,陳丹青的夫人和女兒來美團聚。之前,他擔心孩子如何入學,結果美國入學規矩簡單到“只需要一個信封”,證明你是學校附近的常住居民,任何族裔的孩子立馬可以上學。語言問題怎麼辦?“我女兒來時8歲半,讀到小學三年級,能寫幾百字的中文作文。但半年後她就忘了中文,天天看美國電視,和任何美國人交談,很快就變成美國孩子了。”
  此後,陳丹青就以女兒的經歷勸那些移民美國的家長,他們“半年後根本不用操心孩子的英語水平這事,每個孩子滿嘴英語,非常快”。在美國18年,陳丹青目擊移民美國的各國孩子越來越多,美國為了這些孩子,包括大量非法移民,不斷擴建中小學:“我都不知道美國師資怎麼跟得上,在美國,上學是天賦人權,哪家家長不送孩子上學,是犯法的。”
  至今,陳丹青坦承“從未融入美國社會”——他說,他連中國社會也未“融入”——他讀中文《世界日報》,讀中文書,聽木心先生講世界文學史。“我連中文都沒學過、沒學好,所以從未焦慮自己英文不好。”畢竟,藝術超越語言,他表達自己,並不深受英文的困擾。他認為,一定程度的英語會話足夠與人溝通,交友,甚至深談:“人與人的交流,人表達觀點情感,還看你的語言能力,而不一定是外語能力。‘語言天分’和‘外語程度’是兩回事,許多精通外語的人,說話木訥笨拙,更說不出有趣的、有深度的話。”
  “用一個錯誤代替另一個錯誤”
  2000年,陳丹青被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聘為教授、博導。當年報考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,5名入圍,但因外語不過關全部落榜。為陳丹青首次招生不致落空,校方特意讓五位考生轉以“訪問學者”名義入學。然而一年後,5名“學者”再次因為英語分不過線離開清華;同年,二十多名投考陳丹青畫室碩士生的考生無一人通過英語和政治考試。
  “我完全瘋了!”陳丹青回憶道,“這還不如‘文革’後我上學那會兒啊!”當年年底,他在上海《藝術世界》專欄上以四千多字長文“痛罵”藝術教育的英語考試制度,題為《我們上百年文化命運天災人禍的總報應》。這是國內第一篇痛陳英語考試制荒謬而誤人的文章,立即被不少大學生複印放大後,貼在校園裡。
  “1980年代,華東師範大學校長袁運開甚至親自到上海教育局力爭,並和教育部交涉,懇請對業務人員的英語考核適度放寬,讓他們以後再補,那時也還有通融的餘地。”陳丹青說。“我回來後,不可能了,完全不能通融,跟律法一樣嚴厲。所有教員為之困擾20多年,居然沒人叫一聲,後來我明白了,這是硬杠杠,休想動。”
  2002年,青島女孩吳雯投考陳丹青的研究生,專業第一,外語、政治各差一分,落榜了。她花整年時間在京租房,日日專攻英語和政治,翌年再考,英語仍差一分,被斷然拒絕。
  2004年,吳雯去倫敦自費留學,毫無懸念考入當地藝術學院研究生,之後兩年給陳丹青的電郵全是英文,“遠遠超過我的英文書寫”。
  2003年年底,當三位本科生決定報考他的研究生後,他辛辣地寫道:“棄置畫筆,春夏秋冬專攻外語和政治,預備投考研究生,此乃當今所有文藝壯丁的青春修行。我預祝他們成功,等著他們失敗。”
  就這樣,僅僅因為英語考試,陳丹青4年沒招到一個研究生。2004年10月,他向校方清華提出辭呈,迅即引發全社會對於英語考試和英語教育的大規模質疑。
  “我觀察他們怎麼教英文,發現一切的一切只為考試。我父親和孫復初教授啟發了我:英語教學越規範,越可怕。靈活的、有智慧的、能夠帶來熱情的、曾經非常有效的英語教學,消失很久了,一切讓位給考試。被英語考試毀滅的不僅是落榜學生,而是首先毀滅了英語教育本身!這樣的制度讓你痛恨英語,因為最後,你學來那點可憐的英語,全部還給考試。”
  儘管任教期間,陳丹青不停地“瘋狂叫囂”,但體制卻毫無回應。更讓他感到心寒的是學生的態度,辭職兩年後,鳳凰衛視《一虎一席談》邀請他參加一期辯論“英語四、六級該不該廢除”。好幾位咄咄逼人的女同學堅決支持考試制,稱高校應該“培養人民的藝術家”,而非招“民間藝人”,這樣“中國作為泱泱大國才能更加崛起”。陳丹青說他當時氣得無法開口說話,最後只能委婉地說:“這是社論語言,不是年輕人的語言。”
  “這已不是外語教育問題,而是權力教育的後果。”他說,“你什麼都不能做,做了也沒用,因為你沒有權力,很簡單。”
  所以當陳丹青得知“三年內高考取消英語”的消息,第一反應是:“什麼原因導致教育部出台這個政策。哪個部門、哪個官員、通過哪一級批准,這種政策才會出台?才能實現?目前沒有人確知理由是什麼、目的是什麼,尤其是,取消之後,外語教育怎麼教?”
  “我不樂觀。英語教材改不改?教學方式換不換?替代方案、後續措施是什麼?是否更合理?各校第一線教師是否知情?是否同意?只要這些不清楚、不改變,英語教學的無效性和荒謬性,不會改變。我看不到英語教學廢除強制性考試,或降低考試門檻後,短期內會有良性轉變。”
  他的語氣仍和多年前一樣冷靜而無奈:“絕不僅僅在教育領域,在所有領域,總是有一個粗暴的、荒謬的、明顯不奏效的政策,無視下情,罔顧規律,強行實施很久很久,非得到兩三代人給廢了、耽誤了、扭曲了,非得整個情況早已無可輓回,這才出台另一個同樣輕率、同樣極端,尤其是,同樣傲慢的政策,用來廢除上一個政策。總是這樣的:用一個錯誤代替另一個錯誤。”
     (原標題:陳丹青:被考試毀滅的,首先是英語本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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